红日，我难忘的第二故乡
胡学军
1968年8月，我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红日机械厂，在这里整整工作了16个春夏秋冬，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红日厂是我难忘的第二故乡。
令人神往的军工重地
红日机械厂是原兵器工业部直属的一家大中型企业，是贯彻毛主席“加强三线建设”的指示，按照“靠山、分散、进洞”的布局要求，沿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境内榔概山下一条狭长山沟建造的一家军工企业。三层高的主厂房就建在一个巨大的溶洞内，洞门上方是 “备战、备荒、为人民”几个红色大字，洞内主厂房中从一楼到三楼依次安排了冲压、机修、工具、机加、表面处理、部件装配等六个主要生产车间（后来大零件机加、压铸、部件装配、表面处理等生产线搬到洞外）；火工、铸造、总装、动力等四个车间以及汽车运输队则建在主厂区旁另外四条小山沟里；印刷厂奇妙地建在寸石旁一座山峰的半山腰小洞内，一百多级石阶小路通向洞内，十分险要。职工家属区按照“远看像村庄，近看像民房”的原则，从南至北，同当地居民混合地依次建在主厂房附近的寸石、双湾、东西梅市三处山脚下。这是一处南北方向、宽处约一百米左右的窄长山沟，中间贯穿着一条南北方向的省级公路，其余大多是高低不平的石子路，有些还是崎岖蜿蜒的山间小路。职工上下班只能步行。
红日机械厂由位于西安的东方机械厂和位于湖南湘潭的江南机器厂合作包建，集合了一大批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干部和能工巧匠。为了加强三线建设，建厂初期，陆续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医科大学、暨南大学、华东工程学院、北京理工学院、华南理工学院、华中理工学院、太原机械学院等全国数十家重点高校分来一大批大学生，与我同一批来厂的就有33位。此后几年间，又陆续从扬州工学院及湖南省属高校分来一批批大学生。足见当时国家何等地重视三线建设。
我清楚地记得，铸造车间建于主厂区西南方较远的一条小山沟中。在这偏僻的地方，车间党支部书记、红日厂开厂先锋孙宏道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工作了很长一段时期，从无怨言。冲压车间主任罗发业、马忠明那严肃认真，全力以赴，不分白天黑夜奋斗在一号洞内的基层领导干部形象，经常萦绕在我的心中。工具车间主任夏荣凯、李宪林、党支部书记赵德华堪称“黄金搭档”，是工具生产的行家里手。他们密切配合，科学组织生产，及时进行调度，满足了全厂生产工具、工装、模具的需要。压铸车间主任刘广禄、党支部书记陈水醒勤奋工作、一丝不苟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动力车间主任高景铭居住在主厂区北端的东梅市宿舍区，每天步行穿越整个厂区，准时出现在车间现场，率领全车间职工制造动力源，满足了全厂生产和职工生活对于水、电、气、风的需求，几乎没有出现过断水、断电、断气的现象。他那一以贯之、风尘仆仆的模范行为，生动地铨释了我国工人阶级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忠于职守勤勉工作的品质。部件装配车间党支部书记丁斌蓉是红日厂的“女强人”一心扑在工作上，以身作则，充满热情与朝气，同历任车间主任一道，抓作风，带队伍，严密地组织生产，确保了部件装配任务的按时完成。火工车间主任关俊才居住在主厂区东南方位的寸石宿舍，每天沿着高低不平的石阶山路,穿越整个厂区，步行到位于主厂区西北方位的火工车间上班，数年如一日地科学组织生产，按时完成生产任务，确保火工生产安全，从未发生过安全事故。具有“黄牛精神”的运输科科长吴玉昆以及汽车队队长龙慎全，总是那样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向人们展示了一位基层干部的典型范例。副总工程师刘绍英，堪称生产管理和调度能手。他那矫健的身影总是出现在生产关键部位，忙于现场解决问题。子弟学校党支部书记谢开友、校长汤迪银率领全校教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办学，将子校办成令人放心的学校。职工医院党支部书记熊降安、院长杨中钦，努力办好职工医院，不断提高医疗质量，对保障全厂职工和附近农民的身心健康，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的痔疮及脑后皮内粉瘤，就是在厂职医院进行手术治疗的，至今没有复发。后勤总务处负责人秦君仁、颜俊、欧阳捷等，团结全体后勤工作人员，在那生活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把后勤保障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职工食堂令人满意，很少听到有人提后勤管理方面的意见。实在不易啊！
我尤其敬佩红日厂有一支爱岗敬业，技术精良的产业工人队伍。这是红日机械厂建设和发展的主体力量。厂劳动模范韩存忠，火工车间老师傅陈家木，装配车间工人董秀兰，工具车间车工邱镜宏、铣工杨能乾、磨工陈明生、钳工肖干湘，大六轴生产线以及装配生产线上的工人们，等等，为了我国军工事业的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始终以主人翁姿态，以吃苦耐劳的精神，孜孜不倦地工作，长期奋斗在偏僻的小山沟。他们身上展示的我国工人阶级的淳朴情怀、正直善良的品质、严密的组织纪律性，给予我以深刻的熏陶和感染，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红日厂广大干部职工和家属中类似这样的事迹，如天空闪耀的繁星，不胜枚举。这些点滴的回忆，是我发自内心的致敬。由于年代久远，挂一漏百，也可能有差错。
难以忘怀的成长之路
我就是在红日这样一个的兵工厂、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里参加工作并逐渐成长的。刚开始，我被分配到工具车间当车工，学开C-620车床，指导我的工人师傅是车工班班长邱镜宏。当时，社会上崇尚“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良好风尚。我为自己能够穿上蓝色的工人制服、成为一名产业工人而感到自豪。我兴致勃勃地学习车工技术，只要有空就开动机床。刚开始时，由于不得要领，常常弄成一身油污，但我却乐此不疲。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学会了车光杆、调螺纹，心中十分高兴。
在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我们这些大学生被称为“臭老九”，也有人说我们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对此，我们不以为然，老老实实地向工人师傅们学习，诚心实意地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后，厂里的干部与工人师傅们对我们都很友好。有一次，我到邱师傅家看望他们夫妇。邱师傅很认真地对我说：“大家都说你们是‘臭老九’，可我同你们接触这么久，并没有感到你们哪里臭呀。你们通情达理，挺好的呀!”我笑着说：“任由别人说去吧，我们老老实实地做人就是了。”说也奇怪，尽管我们被人说成“臭老九”，但厂里的姑娘们在物色对象时，总把首选目标投向我们这些大学生。尚未成家的“臭老九”们，像陈善培、彭振光、潘炳雄、黄正斌、陈吉星、丁金保、章其左、朱文贵、薛林宝、陈明、陈金树、薛俊一等人，一个个地都在厂里找到了自己钟情的姑娘，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过着幸福的生活。
1969年秋天，厂部按照省公安厅要求，成立了一个特殊的专案工作组，查处一起涉及工厂安全的案件，时任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敬维亲任专案组组长。专案组急需配置一位文秘人员。当时军宣队队长、厂革命委员会主任、厂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孙宝峰提出，这位文秘人员就从新分配来厂的大学生中特色。不知何因，我被选中了。那时候，我的兴趣是想一心一意学车工技术，不想离开车间。但此时任务紧急，工作需要，只好奉命而行，来到专案组工作。几个月后，专案组结案，需要写一份结案报告。这项任务自然落到我的头上。恰好，写作是我的特长之一，我又从头至尾参加了专案组全部活动，对案情十分清楚。因此，我很快草拟出初稿，并获专案组一次性通过。厂革委会孙主任看了这个报告后，十分满意，明确指示要将报告撰写人调到厂部任秘书。于是，厂组织部门与劳资部门负责人同我谈话，向我传达了孙主任指示。那时，我是真心实意地想在车间工作，扎扎实实地学一门技术，不愿到厂部机关工作。但厂令难违。几经商量，在同意将我的编制继续保留在工具车间的前提下，我接受厂部调令，依依不舍地离别了刚刚熟悉的工具车间，来到厂部办公室当秘书。自此以后，我参加了厂部几乎所有的厂领导班子会议，草拟了厂部几乎所有的综合性文件和厂部主要负责人的重要讲话，成为那个山沟工厂里的一名“秀才”，再也没有能够回到车间。
任厂部秘书期间，我勤奋工作，严守纪律，严格地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从不乱传话，竭力维护工厂领导班子的团结。结果，厂党政主要负责人换了好几茬，但我的秘书岗位一直没有变动。是孙宝峰主任直接下令，开启了我的秘书生涯。孙主任对我很信任。我所起草的厂部文件，他基本上都表示同意；他自己的讲话稿都亲自起草，事后要我看一遍。他是一位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的军队领导干部，下级都很敬畏他。他对我所提出的意见，尤其是语法修辞方面的意见，一般都欣然接受。那时，我是一个单身，爱人尚未调来，每年春节，他都邀请我到他家过年。此后。接任厂革委会主任、厂党委书记的是刚从新化县向红机械厂革委会主任任上调来的吴永和，人称“吴大炮”。他是一位直爽豪放、敢于直言的军队领导干部。他可能听了同事的介绍，对我的工作也很信任，我所起草的文件和讲话稿，他都比较放心，一般不作大的修改。接替吴永和担任厂党委书记的是从861厂党委书记任上调来的郭明孝。他是苏北新四军时期参加工作的老资格领导干部，行政12级，很有水平和经验，尤其富有工厂管理经验。他对我的工作比较放手。就是在他的提携下，我于1975年任党委办副主任兼任厂秘书。平时他到车间调研，都要我随从。有一次他到总装车间蹲点，点名只带我一人参加。他外出开会时，在可能情况下也要我一同前往，一有闲暇就同我交谈，饶有兴趣地听我陈述红日厂的有关故事。在我任期内的一位厂党委书记是从黑龙江省一家军工厂调来的老领导李永诚，行政13级，也算“高干”了。就是在他的提携和培养下，我于1979 年任厂党委办主任，并逐渐走上厂级领导工作岗位。
1981年3月的一天，上午八时许，我刚到办公室，厂办文秘员刘彩玉就兴高采烈地对我说：“胡主任，你当我们厂的党委副书记了!”我听后很严肃地对她说：“不要开这样的玩笑!”但她依旧高兴地说：“你看，文件都到了!”作为党委办主任，我要为厂领导签批厂里所有外来党组织文件。我接过文件一看，果然是中共兵器工业部党组文件，文件中的一行赫然写着：“胡学军任544厂党委副书记”。说实话，我感到十分意外，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当厂里的党委副书记。那时的党风真好啊! 事前，竟然丝毫没有察觉自己的工作会有所变动。
此时，厂里已有齐福金和谢贤卿两位副书记，分别分管组织干部与宣传群团工作。现在又添一位副书记，该作如何分工呢! 李永诚老书记似乎胸有成竹，他在党委会上说：“原有分工就不变动了，小胡就分管调研工作，哪里有问题，就到哪里去调研；厂里有什么重点任务，就围绕重点搞调研。”这实在是一种奇特而又新颖的分工。恰好，长期的秘书工作使我养成了调研的好习惯。按照老书记的分工，我以厂党委副书记的身份开始了新的调研工作，成为一名没有“实权”、不批“条子”的厂级领导干部，活跃在厂里的各有关单位。厂里的中层领导干部、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老工人，都是我从事调研活动的对象，也是我的“指导老师”。从他们的身上，我学到了丰富的知识和智慧，受到有益的启迪和感染；他们也毫无保留地给予我有益的指导和帮助。这样，虽然我不分管具体工作，但由于专事调研，因而知道的情况比较多，也比较客观真实。每当召开党委会讨论相关问题时，我严格地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表述，谨慎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参会者也注意倾听，一般都采纳我的意见与建议。结果，我虽然没有批“条子”的“实权”，但在党委会上却有相当的发言权。后来我才逐渐意识到，老书记对三位副书记的奇妙分工，实际上是培养年轻干部的一种特殊而有效的方法。
那时，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召开后的第三年，党在干部工作中推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工作方针。有一次，老书记找我谈话。他说：“部里要求我们老同志荐贤让能，我准备提前离休。你看谁接替我的岗位比较合适呀!”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从齐、谢两位副书记中产生一位。”老书记又说：“假如要你接班呢？”我立即说：“那自然不行。他们两位资格老、经验多，两位中的任何一位接任，别人都服气；如果由我接任，两位副书记怎么服气呢？”老书记听后觉得有道理，没有吭声。又过了一段时间，老书记又找我谈话。他说：“小胡，我了解了一下，三位副书记中，你的威信正在逐步提高，干部反映较好，你可要做接班的准备啊!”我恳切地对老书记说：“这么大的工厂，我确实承担不了这个重任，怕误事啊!”我向他解释，这个厂历来任职的“一把手”，资格都很老，级别都较高，有时在会上骂几句都没人敢吭气。我这么年轻，怎能挑得起这个大梁？老书记知道我讲得有道理，又没有吭声。
1981年底，老书记请来兵器工业部干部司的同志来厂考察干部，召集了一次有全厂所有中层干部参加的民意推荐会，推荐厂党委书记后备人选。事后，老书记高兴地告诉我：经民意推荐，绝大多数人都推荐了你，其余的人也不反对，只是认为你年纪尚轻，可列为培养对象。老书记说：“现在你可真要做好接班的思想准备了。”在此情况下，我确实不便再作推托，否则也真是有负老书记一再推荐和倾心的培养。
此后，兵器工业部干部司负责人对我接任厂党委书记觉得没把握，还要再考察。1982年夏，兵器工业部在湘潭市江麓机械厂召开全国兵器工业干部工作会议。按规定，参会者是各厂党委书记，但会议组织人却点名要我代表红日厂参加会议。赴会前，老书记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这次不是一般地参加会议，而是干部司孙司长要亲自当面考察你。你可要有思想准备啊。”果然，参会后，安排我参加会务工作，除开大会外，其余时间均参加小组讨论，收集讨论情况。在大会闭幕前的一天晚上，孙司长召开会务人员碰头会，汇集会议讨论情况。其余的工作人员发言后，孙司长征询我的意见。我知道，这可能就是当面考察了。我从会议收获、需要解决的问题、会后贯彻意见这三个方面，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列述了基本观点，列举了主要事例。孙司长听后很痛快地说：“那好，就按你的意见整一份材料，明天早晨七点前送给我。”这一晚，从深夜11点开始，干了一个通宵。我深知，这份总结报告必须一气呵成。我在搭好总体框架、确立基本观点后，慢慢地撰写，写一段成一段，终于在凌晨五时半完成起草任务，六点半送到孙司长手里。上午开会时，我虽然一夜未眠，但此时毫无倦意，仔细倾听，发现孙司长在讲话过程中基本采用了我所起草的讲话稿，只是偶尔插讲自己听到的事例。我估计，这次考察基本成功。果然，这一年的冬天，我被任命为红日机械厂党委书记，时年40岁，是全国兵器工业系统年轻的厂党委书记。
我深深地体会到，正是在新时期党的“四化”干部方针指引下，在党组织和老书记的悉心推荐培养下，在红日厂广大干部和职工的热情帮助下，历史的潮流把我推向了厂级领导工作岗位。实事求是地说，我对“当官”并不刻意追求，但既然重任在肩，也只好尽力而为。
自感欣慰的履职之为
我在主持红日厂党委工作期间，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竭力维护厂党委领导班子的团结。任职期间，先后有两位厂长与我搭档：一位是张宝祥厂长，这是一位敢说敢为、敢于负责的领导干部；另一位是蔡培康厂长，这是一位宽厚待人、对工厂生产技术了如指掌的专家型领导干部。对于两位性格与作风迥异的厂长，我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工作方法，妥善地处理好党政关系。按照厂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原则，在认真履行党委对工厂全面领导职责的同时，我充分尊重厂长的生产经营指挥权。不搞越俎代庖；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挥每位副书记、副厂长的作用；各位领导班子成员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了良好的团结合作局面。在那段时间内，厂党委领导班子成员间坦诚相见，互相支持，合作愉快，虽然有时也有工作上的争执，但没有个人间的恩恩怨怨，是一个团结合作、决策力与执行力均较强的领导班子。
在党委工作中，我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坚持正确的办厂方向。为了及时传达党和国家以及上级领导机关的重要文件或上级领导的重要指示，用党和国家的政策统一全厂两级领导干部的认识，厂党委始终如一地坚持了红日厂长期以来实行的每周星期三晚上雷打不动的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例会制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为了加强党委工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我积极运用自己在厂办、党办长期工作中积累的经验，重视党委工作的顶层设计，精心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坚持按季度推进工作，每个季度都推出“厂党委工作要点”，组织各车间、机关各处室认真贯彻落实，及时总结交流，使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尤其令我欣慰的是，在我主持党委工作前后，红日厂的全面质量管理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不仅在生间车间，而且在厂部业务处室和党委工作机关，都运用这一科学的管理方法。这一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三全”，即全部人员参加、全过程管理、全面质量含义。通过这样的“三全”管理，有效地集中了全厂干部和职工的精力与智慧，确保了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和产品质量的稳步提升。在推进工作中，厂党委研究确立了“厂长领导指挥、总工程师具体负责、党委书记支持”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作为党委书记，我成为这一工作的热情宣传者、大力支持者和积极推行者。我带头参加业务培训，带头在全厂中层干部、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学习班上作辅导，在各种会议上作宣传。到车间巡视工作时，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了解全面质量管理方法的运用情况，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我还积极地将这一方法运用到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中，使全厂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逐步走上目标化、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轨道。结合工作实践，我及时撰写了《全面质量管理方法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运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系统工作思想》两文，先后在《中国质量管理》和兵器工业部的《兵工通讯》杂志上发表。当时红日厂的全面质量管理工作，受到上级前来检查指导的负责人和兄弟厂矿前来厂参观考察的同仁的好评。红日厂于1981、1982和1983年，先后被评为湖南省、兵器工业部和省国防科技工业系统推进全面质量管理先进单位。我也被评为全省国防科技工业系统推进全面质量管理积极分子。
在工作中，我特别重视以则作则、廉洁奉公。我总是提醒自己：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争取首先做到；凡是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能做。我知道自己的能力不是很强，但工作态度一定要好。我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用到工作和学习中，节假日与晚上加班是常有的事。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工作不计报酬，没有加班费，没有奖金；在那个山沟工厂里，也几乎没有迎往送来，没有请客送礼，更不用说以权谋私了。有时候在厂招待所陪客用了餐，事后都要交伙食费。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工作可能不是做得很好，但我确实是一个廉洁奉公的干部。
正因为厂党委领导班子团结合作，全厂职工家属齐心奋斗，厂里的生产经营管理不断改进，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有所创新，人们之间和谐友好，生产秩序井然有序，生产任务圆满完成，职工家属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红日厂呈现着一派祥和景象。在我任职前后的一段时期里，厂领导考虑到职工按时上下班，中午休息时间短，就利用生产蒸汽给大家蒸饭，职工回家后只需炒个菜就可以用餐。厂里还先后盖起了澡堂，新建了食堂，修建了运动场；双湾区盖起了有厕所的新宿舍，职工住房条件有了新的改善。每到傍晚，厂里的大人小孩们都在美丽的厂区内优哉游哉，或散步，或谈心，或打球；尤其是夏天，这里是天然的休养场所，气温凉爽，空气清新，白天不感炎热，晚上不用空调，犹如人间仙境，令人心旷神怡。有一次，兵器工业部的刘工来厂考察全面质量管理情况，他看到上述景象后，对我很有感慨地说：“红日厂虽然地处山沟，但职工们这样安详愉快，真是难得啊？”
1983年夏，兵器工业部在辽阳市召开全国兵器工业干部工作会议，我在会上介绍了红日厂工作思路，得到部领导与参会者的好评。1984年8月，我奉命调任282厂党委书记，离别了我所热爱的红日机械厂。
在红日厂工作的16年里，我同广大干部职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里的一间间厂房，一排排机床，一栋栋宿舍，一条条山路，一根根输气管道，都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铭记在我的心中。我对红日厂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
红日厂，您是我难忘的第二故乡!
红日厂，我永远怀念您!
2019年5月4日于长沙
（注：作者系原红日机械厂党委书记、先后担任江南机器厂党委书记、湘潭大学党委书记、湖南省教育委员会督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