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磨砺斗志拼搏彰显精神_红日情怀_湖南红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544厂）

艰难磨砺斗志拼搏彰显精神

——忆红日机械厂的转民与搬迁历程

康日祥

人生慢慢，往事如烟。有些映像，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缥缈；有些人事，会随着记忆的衰减而慢慢淡忘。然而，寸石那块曾经留下我们青春年华和奋斗足迹的土地，那壮观的燕子洞，硕大的漏斗，蜿蜒在云雾中的榔概山……却常常萦回于脑海，挥之不去，历久弥新。回顾那段历史，我仿佛又听到了清晨那响彻山谷的雄壮号角和夜晚打靶的隆隆炮声，仿佛又看见了来自四面八方说着南腔北调的红日普通话的工人们忙碌的身影，“红日 ”、“寸石”这些字眼永远让我感到分外温馨和亲切。

1974年，湘西“五红”厂关停并转，我从红合（5647）调入红日，分配在五车间干火工。75年10月，组织上派我参加省科工办举办的会计培训班，学完之后回五车间做会计， 1982年调机动处。1983年考取华东工学院（现南京理工大），毕业后回厂财务处。85年借调到兵器部财务司，86年借调到《兵工会计》编辑部。87年回厂，同年8月任财务处副处长，89年任副总会计师，92年任经营副厂长；97年调整班子后安排我主持岳阳新厂工作，工厂完成搬迁后，我于1998年离开，在红日干了24年。

那是一段极不平凡的岁月，企业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一切由国家计划统管到逐渐由企业自主经营的艰难转型；经历了军转民过程中坠入特困深渊、经过顽强拼搏又起死回生的艰苦跋涉；经历了领导班子冒着处分风险做出整体搬迁决策、克服重重困难把工厂从山区搬到城市的艰辛迁徙！时代铸就了红日的企业精神：艰难中闪烁着奋斗的倔犟，困境中燃烧着拼搏的激情！

那是一段无法忘怀的岁月，企业在时而高峰时而低谷的坎坷路上跌宕前行，征途中既有春光晴日又有风霜雪雨，兵工人既有成功喜悦也有愁怨绵长。我们的心路中经历过荣耀和失落，感受过无限自豪和被时代顾所不及的无奈与憋屈，体验过企业时盛时衰带给每个人的欢欣与苦涩。但艰难孕育了兵工人的顽强斗志：不屈不挠，愈挫愈勇！

那是一段值得感恩的岁月，它给予了我们一段宝贵的人生历练：我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副厂长，一路上凝聚着组织的栽培、领导的提携和同事的帮助，使这段经历成为我人生中极具意义的美好时光。兵工人那种勤勉质朴、诚信实在、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气质深深融入我的血脉和骨髓，在以后的生涯中始终与我如影相随。

第一篇概说

峥嵘三十年崎岖四段路

红日是国家工业布局战略大调整的产物。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交恶，“老大哥”变为了敌人，原本属于大后方的北疆变为了前线，于是国家从1964年起对工业布局进行战略大调整——由原来主要布局于东、西北部向中、西部大规模转移，在中、西部13个省（区）投资新建1100多个国防科技、工业交通企业，史称“三线建设”，红日就是其中之一。

红日从1966年在寸石开建到1997年搬迁岳阳，在寸石整整31年。这31年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一、1966年开建至1969年试生产为基建阶段。筚路蓝缕，手拉肩扛，3年时间在一块不毛之地建成一个大型兵工厂，充分展现了兵工速度。二、1970年至1987年是巩固发展阶段。这段时期边生产军品，边完善基建，边攻关质量，边研发新品，八十年代中期达到鼎盛期，1987年总产值与利润创历史新高。三、1987年之后是军转民阶段，这段时期过得极为艰难，连续六年亏损，1990年沦为特困企业；但经过顽强拼搏，94、95年持平，基本走出困境。四、1996—1997年为搬迁阶段，经过十年备战，97年底，除了靶场之外整体搬迁到岳阳。可以说这四段路程走得都不容易，而后两段尤其艰难。

第二篇转民

雾锁关山，月迷津渡，企业该向何处去？

红日本是一家小口径炮弹引信生产厂，在引信研发生产方面颇有成就，先后生产过8种引信，其中一种填补国家空白、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产品既供国内配套，也供出口援外。但随着国际形势暂趋缓和及科学技术快速发展，部队对传统常规武器的需求逐渐减少。数百万兵工大军怎么办？国家号召“军转民”。红日从八十年代开始研发民品，作为一家专业引信生产厂，其装备都是按引信生产设计配套，专业性极强，转民困难很大。但工厂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逐渐组建了民品科研所、车锁开发办；先后研发生产过工业平缝机、小型柴油机、热水器、礼花弹、氯酸钾、铝型材、保险门锁、农用三轮车、汽车锁等十多个产品；建立了门锁、三轮车、柴油机、汽车锁生产线。但当时都没形成大批量生产，其规模不足以养活全厂一万多名职工家属。

1988年，工厂军品任务遽然下降，89年完全没有了军品，形势开始急转直下。这时正值国家机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87年兵器工业部与机械工业部合并为国家机械委，93年兵器又从机械委分离成立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从此兵器部作为国家的一个行业行政管理机构转变为大型经济实体。这一转变，一举击碎了兵工企业以往的生产经营方式，彻底改变了兵工人正常平稳的生活状态。从这时起，兵工企业逐渐脱离政府襁褓，从计划经济走上市场经济。1988年，兵总与工厂实行第一轮经营承包（1988—1990），我厂3年计划亏损715万元，实际亏损1370万元，超亏655万元，超亏不补。

1988年工厂靠吃87年的老本过日子，但生产开始停停打打，至1989年四季度，生产基本停摆，连工资也不能及时全额发放。一个这么大的企业，停产是件很恐怖的事情。机器停了，炮声停了，大部分职工闲着没活干。面对危机，领导者心急如焚，职工们忧心忡忡，全厂弥漫着一片消沉悲观的气氛。黄正斌厂长、蔡培康书记接二连三召开会议，讨论怎样度过难关。我们这代人都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走来，突然面对市场经济的汹涌大海，大家有点手足无措，企业何去何从？心中甚感迷茫。

我在这种背景下上任副总会计师，可谓“压力山大”！工厂究竟还有没有出路？路在何方？我和大家一样苦苦思索。

首先分析产品市场。当时我们的民品已形成三大系列：保险门锁、农用三轮车、小型柴油机，汽车锁也在研发中。门锁已生产十年，基本形成年产百万把的能力，当年产销30多万把。产品防盗功能卓越，曾荣获锁具最高奖——国家银质奖，具有很大的市场竞争力；三轮车广泛用于山区农村运输，在当时是农民致富的工具，市场需求量很大，湖南有我厂、湘中和双峰机械厂三家厂生产，湘中和双峰的产品供不应求。我详细分析我厂产品在全国各地的销量，发现门锁年销3000把以上只有八个省市，三轮车年销100台以上只有四个省份。这让我思考两个问题：是其它市场没有需求、还是我们的销售没有铺开？湘中和双峰的三轮车产量比我们大却供不应求，我们为什么还有积压？我初步判断：产品具有潜在市场。

其次测算盈亏平衡点。详细测算工厂的固定费用、产品成本和边际利润，按CVP分析法算出工厂持平保本点，做出N个方案进行筛选，得出结论：如果年销100万把门锁、5000辆三轮车，再辅以其它产品，工厂可以保本持平。

然后调研生产能力。我们生产100万把门锁和3000台三轮车的能力基本具备，只要通过局部资源调整和少量投资则可解决部分短板，使门锁达到100万把，三轮车达到5000台。

产品有市场，生产有能力，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工厂生存有路！

我把研究结果形成文字报告，在1989年度全厂经济活动分析会上，做了约40分钟的发言。这个报告似乎使大家豁然开朗——原来工厂并不是山穷水尽，而是有走出困境的希望！我发言结束后，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那掌声是一种蓄之已久的激情的喷发，是对提振信心和自救方略的翘首期盼，是对企业走出困境的热切憧憬，是一股誓师拼搏的磅礴力量！

对我的鼓励远不止这次掌声，此后，组织上接二连三给我加担子，赋予我更大的职责——89年四季度，指令我协助艾云生副厂长抓销售； 91年艾副厂长提任书记后，分配我独立主管经营；92年6月，正式任命我为副厂长，分管销售、财务、供应、运输等工作。

1986—1997年工业总产值与军品产值图

湖南工程建筑,湖南红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544厂

1986—1997年盈亏图

湖南工程建筑,湖南红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544厂

第三篇筹资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1987年8月我被任命为财务处副处长，时任处长是姚先斌同志。89年6月的一天，姚处长跟我说：“小康，账上只有200来万资金了，发两个月工资就没了，你写个材料报告厂领导。”我平常只管业务不当家，听处长一说，便对资金供需进行测算，猛然发现工厂入不敷出了！于是写了一篇题为《回顾与展望》的分析报告，呈报主管经营的艾云生副厂长，艾副厂长立即批转所有厂领导传阅，传阅之后大家都很惊讶：工厂面临生存危机了！以前企业要钱只需向部里申请拨款，现在需要找米下锅了，从此，筹资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

1989年7月，欧阳捷同志悄悄跟我说：我将接替李富庭同志担任副总会计师，我很惊讶也不相信，要他不要乱说。我任财务副处长才两年，连处长都没做过，怎么会跳级提拔呢？再者，我厂财务人才济济，具有丰富经验的同志很多，怎么可能让我担任此职呢。但没过多久黄厂长找我谈话，8月任命我为副总会计师。这对我来说是件很突然的事情，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很是感慨：一是时任厂长黄正斌同志用人大胆，敢于顶着压力用年轻人；二是我没有任何背景，那时候风清气正，提拔干部完全由领导提名、组织考察，用不着走任何关系，更无跑官买官之说。

资金是当时最令人头痛的事情，每次厂务会、作业会，都是四处要钱。我几乎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调度资金。那年代，工厂就是一个小社会，生产生活教育医疗样样齐全全凭工厂负担，我们既要搞生产，又要保生活，还要顾搬迁，资金始终捉襟见肘，令人焦头烂额。

筹资自然成了头等大事。当时的筹资无非是三条渠道：催收债权、银行借贷、内部挖潜。那是三角债十分严重的年代，北方公司欠我们外贸款、总装厂欠军品款、部里也时常欠各种补贴款。财务处轮流派人去北京，销售处派人常驻121厂，我经常是马不停蹄，四处奔波。1991年7月，我跟郑向军等同志到西安跑门锁销售，拜访完重要客户后，去843厂催军品款，总会计师周志毅跟我很熟，竟然给我安排了近百万元现金，因为工厂急用，我立马买当晚的票，一个人单枪匹马从西安坐火车回厂，那时候百万现金像个天文数字，回到厂里把财务处的人吓出一身冷汗！本来约好周日去拜会红日老领导王敬维副厂长（时已调任西安213研究所），结果失约。

筹资的另一渠道是银行借贷，很难想象那年代贷款有多难。1988年之前，我厂只有一点临时性周转贷款。后来由于连年亏损，加上民品生产扩大，所需流动资金逐渐增加。但那时国家紧缩银根，贷款十分困难；我厂又严重超亏，与信贷原则相悖，导致银行对我厂采取限贷措施，新邵工行曾经发出《关于红日机械厂贷款掌握意见函》，规定从严控制向我厂放贷。1989年四季度至1990年一季度，是红日的至暗时期，资金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我们煞费苦心，多次邀请省市县银行到工厂调查考察，求得理解和支持，争取到三次向我厂放贷度难关。1990年3月22日，省人民银行蔡鲁伦行长（后任民生银行首任行长）到邵阳调研，在市政府召开重点企业座谈会，我厂作为在邵央企当然是重点企业，却没通知我们与会。我得到消息后，当即与财务处蒋秀章副处长去邵阳市政府，直接进入会场，主持会议的蔡鲁伦行长、孔令志市长和与会代表一脸愕然，但又不能赶我们出来。落坐之后我抢着发言诉求企业困难，所幸蔡行长是湖南省军民结合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听了我这个军工央企代表的发言之后，当即决定到我厂调研，当天下午率领省人行、邵阳市人行以及邵阳、新邵工行一行抵达我厂，了解工厂困难后，当场拍板给了我们40万专项贷款。40万元现在看来是个区区小数，但当时对我们来说，无异乎一笔救命钱！对此我至今心怀感激。

1996年春节前夕，厂里没钱过年，时任代厂长林伯乔同志安排我、李富庭、陈咏波都出去搞资金，我们1月28日启程，第一站与陈咏波辗转长沙岳阳从工行借到30万，第二站与李富庭主席去北京从兵总筹到100万，第三站与刘永红去牡丹江121厂催到军品款120万，临近春节才回到厂里。98年初，是工厂迁到岳阳的第一个春节，账上却没钱发工资。元月19日，兵总马之庚副总经理率团到工厂慰问，了解情况后指示发展规划局给我们拨付250万财政贴息款，中南局也给我们24万困难补助款，我与黄启林当晚赶往北京，次日拿到这两笔钱，但这时已是农历小年，买不到任何回程票，最后想方设法买到飞武汉的商务舱，厂里派车到武汉接站。傍晚到武汉，一下飞机只见铺天盖地下大雪，整个武汉堵得水泄不通，我们7点从天河机场出发，到凌晨才走出武汉城，第二天才把过年的饺子钱发到职工手里。

第四篇经营

责任承担应尝胆，八千里路云和月

在计划经济时期，兵工企业几乎不存在经营这个概念，转民之后大家才认识经营的重要性。我厂八十年代开始生产民品，销售系统已初具雏形，但远未形成完整体系。此时要靠民品吃饭了，企业能否生存？能否走出困境？销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来说，经营不是我的专业，也不是我的特长，所以主管经营是一种严峻挑战。为了不辱使命，我从改变全厂观念、树立群体销售意识着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逐步完善销售机构、优化政策、扩充队伍，打造团队，创新销售方式，拓展市场，努力开创销售新局面，较好地完成了组织的重托。

我在判断产品具有市场空间却又有积压时，就意识到经营系统一定存在某些不足之处，于是开始寻找症结所在。工厂在89年三季度组织过一次市场大调查，销售处与厂办牵头，组织20多名由政工、科研、生产、质管人员组成调查组，兵分八路，历时40余天，行程2万多公里，到18个省75个县市开展市场调研，获得了许多市场信息。我又连续召开销售员座谈会，向销售一线的同志了解情况。大家畅所欲言反映了产品质量、品种、定价、广告宣传、促销措施、供货进度、售后服务、人员配置、差旅费报销、激励政策等方面存在的几十个问题。我对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梳理，对症下药制定解决方案，逐步付诸实施。

第一，动员各方能量。销售不单是销售系统的事，而是一个涉及到生产、质量、售后服务、人员、政策等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解决问题必须集思广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所以我组织了 “销售工作座谈会”，请副总以上领导、装配车间、检验、质管、财务、劳资等处室负责人参加，交心通气，意在让各方面听取销售人员的心声，了解产品存在的问题，理解销售的困难，发动各方支持，群策群力解决与销售有关的各类问题。1990年起，我们陆续请政工、科研、质检、生产、财务等系统的领导参加订货会和销售活动，蔡培康老书记、黄正斌厂长、办公室主任丁金保、财务处处长姚先斌、计划生产处处长朱运年、车锁办主任朱文贵、分厂厂长夏荣凯、李宪林等都参加过销售活动。

第二，提高销售意识。1989年四季度，在全厂开展声势浩大的“销售宣传月”活动，发动宣传系统，召开党政工团宣传工作联席会，确定宣传主题、内容和形式，启动所有宣传机器，然后分三次召开中层干部、机关干部、总装车间及检验处全体职工和生产车间班组长骨干会议，提出“以销售为龙头，向市场求生存” 口号，每次我都亲自做报告，宣讲工厂危机、搞好销售是唯一的自救之路、市场竞争的激烈性、提高质量的紧迫性。通过宣传，全厂上下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销售、重质量、重进度、重开发的新氛围。

第三，制定激励政策。推出鼓励职工销售与促销方案，制定销售目标分片到人、业绩提成、费用包干、有奖有罚，提高差旅费报销标准等一揽子政策。

第四，拓展销售渠道。当时我们的销售主渠道，门锁是各地五金站、五交化公司和外贸出口机构，三轮车是各地农机公司、农机站和工厂直销。后来我们把门锁打入防盗门厂家、大型百货商场和个体锁具经销店。那时防盗门在各地广泛兴起，我们抓住这一时机，把门锁送公安部防范报警产品质量监测中心进行检测，获得检测报告，得到了公安部门认可；接着获得上海市公安局、成都技防办、银川市公安局等地行文推荐使用枫叶门锁。成都保安公司规定防盗门必须配用枫叶锁，从此成都成为我们的重要市场。91年8月，银川市公安局召开保安器材产品展示会，我们立即组织参展。宁夏公安厅负责人、银川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房管局长、保安公司、城建部门、新闻媒体等150多人参会，市公安局长亲自到会做推荐，我亲赴银川，在会上推介企业和产品。通过摆柜台、发资料、放录像、接受媒体采访等，产生了很大反响，打开了银川市场。我们又逐步打入北京、上海、西安、重庆、成都、长沙、昆明、乌鲁木齐等城市的26个大型百货商场，使之成为重要销售渠道。同时在各地寻找个体销锁大伽，成都的何光剑、遵义的梁秋霞、长沙的李文等都成了我们的重要经销客户。

三轮车由四五个省逐渐扩大到10多个省，先向贵州、广西、福建、海南辐射，然后向安徽、云南、河南、河北拓展。我们曾经考虑通过中越边境把三轮车渗入越南乡村，1991年春，我与易新桂、曾炳怡、王立明等同志去云南富宁县考察三轮车组装场地，从广西百色乘中巴车翻越十万大山时，车坏在崇山峻岭中的一个斜坡上，午夜之后，个个饥寒交迫，我们在公路上靠不停跺脚、跑步、大声吼歌以驱寒，过了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

第五，扩大销售队伍。扩张市场时觉得销售力量严重不足，1990年起三次在厂内招聘销售人员，经过面试笔试择优录用，销售队伍由四十多人逐渐增加到一百多人。

第六，提高人员素质。1991年我开始策划销售员培训班，课程设计、师资聘请、时间场地、开班结业典礼我都亲自操持。经过充分准备，1992年过完春节即开班，脱产9天，开班时厂领导全部出席，朱若泽副厂长致开幕辞，结业时黄厂长致闭幕词。培训内容包括：营销知识、产品结构与性能、经济合同、销售管理、财务知识、公关技巧、推销经验、市场调查等，授课教师有《市场营销》作者、邵阳工商银行黄磐安、新邵工商局局长黄树庭、生产副厂长葛敏军以及李祖富、曹瑞娟、陈孟华、郑向军、杨泽高、李建军、蒋秀章、伍新楚、宾伟湘、夏中虎、刘志刚、谢秀清、曹昆明、周伟、孙立森、强宪书、徐伟、张启洪、郭永刚等，全是免费授课。

除了集中授课之外，还安排销售员到装配车间实习，以提高产品技术知识。通过这次培训和在市场上的摸爬滚打，销售人员的整体素质得以很大提高。经过几年的努力，打造出一支出色的销售队伍，涌现出一批具有较高素质又能吃苦耐劳的优秀销售员。资深销售员张启洪每年销售门锁6万多把，销售员强宪书、孙立森、张文亮、伍海洋、周伟等都创造出了优良业绩；夏中虎、刘志刚、黄安常等为三轮车销售做出了积极贡献。1991年省国防系统销售竞赛，我厂以低于第一名（江麓）0.21分的微小差距荣获得第二名。

第七，加强广告宣传。因为门锁在全国铺开，为了提高知名度，90年在资金极为紧张的情况下，挤出资金上中央台打广告，产生很大影响；1991年，湖南日报记者顾建国到我厂采访，被工人们的拼搏精神所感动，主动提出为我厂产品做宣传，于是与《湖南农村报》合作开辟红日三轮车摄影竞赛专题，为期一年，陆续推出宣传文章，产生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第八，创新销售方式。起初我们的主要销售方式，门锁是参加五金交易会，三轮车参加农机交易会，后来逐步在全国五金交易会和农机交易会上开用户联谊洽谈会，称之为“会中会”。1991年大连全国五金会上，我厂首次召开枫叶门锁用户联谊洽谈会，邀请公安部保安器材鉴定专家邹继生高工、兵总信息局赵概城处长、中南局李超处长等与会推介助阵，厂里蔡培康老书记亲自出马。那次会议成功展现了兵工企业的气概，大大提高了企业和产品的知名度，订货40多万把，获得很大成功。此外，我们派出销售员进入北京、西安、重庆、长沙、昆明等重点百货商场站柜台，直接面客促销，同时向百货店售货员培训锁具知识，对百货店的销售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1991年北京亚运会期间，我们组织门锁进入亚运购物中心展销，派出孙立森等优秀销售员，每天十几个小时站台讲解，获得良好效果。

三轮车方面，为了抢占重点市场、便于客户就近购买，我们组建了送车队，在涟源等地摆摊，在四川达县、广西柳州开设组装点，在岳阳、湘潭昭山株易路口设立销售门市部。

我从89年四季度开始协管销售，至97年9月调任岳阳新厂，主管经营7年多时间。几乎跑遍全国重点市场和重要客户，加上跑项目、跑资金等工作，每年有半年以上在外奔波。

而令人感动的是销售员的艰辛付出和敬业精神，他们出差常常连火车硬座票都很难买到，通常都会带上几张报纸上火车，站累了把报纸往别人的座位底下一摊、人就钻进去躺下睡大觉；每到一地都得去找最便宜的招待所，常常住地下室或澡堂子；96年5月，王本庚、孙壮夫与我坐着我厂的大篷车在黔东南辗转推销；跑西北的销售员张文亮从西安坐三天三夜火车硬座到乌鲁木齐，双脚肿得像个地瓜；孙立森在亚运购物中心连续几天站柜台每天讲解十多个小时，累得嗓子说不出话；伍海洋做梦都梦见我问他是否完成了销售和回款任务。有销售员住招待所时被同性恋者骚扰，有销售员在南京被江湖骗子盯上后几经周旋才在玄武湖甩掉跟踪，有销售员在河北大巴车上被黑道上的汉子长久盯梢想尽办法才脱险，六四事件时有位在京出差的销售员在木樨地桥下蹲藏十多个小时才躲过一劫……

经过大家的努力拼搏，销售逐渐出现新局面：门锁和三轮车销售连续几年大幅度增长，为工厂扭亏持平做出了积极贡献。我厂一度成为兵总及中南局的销售先进企业，1991年4月中南局九江工作会议上，我厂的经验材料在会上交流，1991年9月中南局襄樊营销会议、兵总1992年3月北京西郊宾馆营销会议上，我曾代表工厂做经验介绍。

湖南工程建筑,湖南红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544厂

第五篇搬迁

立项评估费心血，资金落实付辛劳

80年代末，改革开放大潮风起云涌，三线企业却步履维艰。国家对三线企业政策开始进行调整，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三线办”，起初鼓励企业在开放城市“开窗口”，后来转变成搬迁潮。我厂87年开始筹划搬迁事宜，选址几经周折，最初选址在岳阳县荣家湾，后来改在岳阳市冷水铺。开始以“开窗口”立项，1987.8.23.国家机械委批复了项目建议书，87.11.26陈吉星副厂长代表工厂与岳阳市政府签订协议，购地570亩。后来调整为搬迁，93年纳入国家三线调整搬迁计划。兵总与国家计委原计划我们分两期进行，厂领导班子经过反复分析研究后认为：如果分两期搬，一方面厂内矛盾很难解决，另一方面第二期有可能落空，其结果很可能会把红日厂一分为二成“南北朝”，所以下决心克服困难整体搬。兵总对我厂军品生产线已行文撤线，三轮车又不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所以搬迁项目中的生产纲领只有门锁和汽车锁，没有军品和三轮车。但大家都明白，作为兵工厂，一旦没有了军品就没有了地位，所以千方百计想保住军品。好在有一种航空练弹引信全国只有我厂一家能生产，当时还有小量任务，所以保留军品线也得到兵总有关管理局的默认。这两个决策是冒险的，但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如果不整体搬，其结果可能就像有些兄弟厂一样一分为二了；如果没有坚持保留军品线，也就不可能还有红日厂后来的复兴。但是要用一期工程的钱完成整体搬迁的事，资金缺口怎么办？不放弃军品生产，场地和设施怎么解决？为此，全厂上下都付出了不同寻常的努力。

搬迁需要资金，资金需要项目，项目必须有产品，产品必须有效益。这些工作足以让我们费尽心思跑断腿。十年间我们获得批准的项目一共有以下7个：

1、开窗口：1988.5.19国家机械委下达《五四四厂民品窗口计划任务书》；

2、门锁技改：1988.5.机电部批复《五四四厂高级保险门锁技术改造项目》；

3、汽车锁芯技改：1989.11.1.兵总批复《五四四厂生产高档汽车锁技术改造建议书》；

4、科技开发贷款：1991.4.1.国家科委批发《军转民科技开发贷款项目计划》；

5、奥拓车锁技改：1993.兵总批复《奥拓车锁技改可行性研究报告》；

6、脱险搬迁：1993.4.5.兵总批复《关于五四四厂脱险搬迁项目初步设计》；1995.9.14国家计委批复调整投资概算，投资由原来的7300万增加到11127万元。

7、“双加”一期技改： 1995.1.17兵总批复《关于五四四厂汽车锁芯总成技术改造“双加”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8、保险门锁技改：1995.11.20兵总批复《高级保险门锁技改项目建议书》，1996.1.批准可行性研究报告，由技改项目改为基建项目。

9、“双加”二期技改：1997.1.2兵总批复《关于五四四厂汽车锁芯总成第二次“双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以上9项中，第1 项开窗口和第3项汽车锁技改后来整合到搬迁项目中，所以实际上是七个项目；第7、8、9项都是在搬迁项目生产纲领的基础上新增生产规模，这可以说是挖空心思，因为没有其它产品，只得反反复复在门锁和汽车锁上做文章，所有项目加起来，门锁生产纲领达到220万把，汽车锁达到400万套。每个项目都必须走立项、初步设计、考察、可行性研究论证、评审鉴定、银行评估等流程，其间又有项目演变、投资总额调整、承贷银行变更等，每次变更都必须重走一次流程。

完成整体搬迁对红日来说是一个壮举，无论在决策、基建、关系协调等诸多方面，许多同志都付出了艰辛努力。在立项评估筹集资金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凝聚着许多同志的心血和智慧。在立项策划上，计划生产处朱运年、金珍生等功不可没；在获取批文上，黄运新老革命立下汗马功劳；在评估工作上，肖鼎副厂长、朱运年、朱文贵、李昌龙、伍新楚、黄启林等做出积极贡献；在资金落实上，吴进宣、陈咏波、黄启林等付出极多辛劳。这里所说的只是银行贷款这一块，在整个搬迁过程中还有房改集资、项目带资、自筹等举措，吴进宣、肖鼎副厂长等都付出极大努力。我在1989至1997的8年时间里，在这块工作上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参加评估至少10次以上，找承贷银行和落实资金的个中滋味更是一言难尽。

以上七个项目贷款总额为1.44亿元，实际贷款资金到位大约1.2亿元。

1997年兵总中南局张正玉局长给我们下达指令：搬到岳阳过元旦！下半年我们还有一个军品在干，奥拓车锁供不应求，一旦断货就会被其它厂抢走市场，一汽大众等待我们提供捷达锁，否则不能安排第二年订货。我们既要在元旦前完成搬迁，又不能丢掉市场。三季度反复开会研究，提出用三个月时间完成全部产品任务，四季度开始搬迁。但是由于资金拮据欠下电费，电力局时不时停电，材料也不能及时供货，资金困扰着生产，生产又拉扯着搬迁。

1997年8月15日，兵总对厂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我继续留任。8月16日新班子分工时新任厂长汪伯谦同志跟我说：“老康，我管这边，你去管那边（指岳阳新厂）。”这对我来说完全始料不及，因为我没管过基建，没有经验。尽管心中纳闷，但必须服从安排，于是与张天成同志做完交接，8月20日打起背包就出发，全面接手岳阳新厂的建设工作。此时，岳阳新厂账上只有40余万元资金，基建施工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但还有11栋宿舍和部分生产设施没有竣工，已经竣工的项目，因为欠钱建设方不肯交付。我过去之后，迅速用那40万元启动施工，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协调各方关系，通过几个月的努力，岳阳新厂基本具备生产生活条件，为年底大搬迁打下基础。1997年底，红日机械厂结束了在寸石30年的历史，整体搬迁至岳阳。

三线建设、军转民、企业搬迁，在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朵小小浪花；而在我们的心目中，那是一幅绚灿的画卷，是一首壮丽的史诗。在这个过程中，成千上万的兵工人贡献了他们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国家不应该忘记他们。我把这些片段记录于此，正是为了不被忘却的纪念！

2020年5月于长沙

作者简介：康日祥，男，1953年5月出生，湖南新化人，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原大专）文化，高级会计师。1985年7月毕业于华东工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1970年10月招入5647厂，当工人。1974年10月调入544厂，先后任五车间工人、会计员兼办事员、业务组长；财务处成本会计、成本组长、副处长；副总会计师、副厂长。1998年5月离开544厂后，从事酒店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等工作，2020年5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