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十年艰辛搬迁路
文∕黄正斌
一段旅程，只有亲身体验了整个过程，才知道那是沙漠还是绿洲。
湖南红日机械厂系兵器工业部所属三线军工企业，1966年始建于湖南省新邵县寸石镇，现地处岳阳市冷水铺。期间经历了1987年至1997年长达十年艰辛的搬迁历程。自1985年7月出任湖南红日机械厂厂长，至1997年8月卸任，我主持组织工厂实施了从项目选址、搬迁筹资、新厂建设这一艰辛的全过程。每每想起搬迁中的往事，心情就无法平静。我想将工厂十年搬迁的有关情况真实地记录下来，以致谢一代为工厂搬迁作出巨大努力的职工与家属。
老厂概况
湖南红日机械厂(544)系兵器部所属小口径引信厂，1966年6月由西安东方机械厂(844)主包，湘潭江南机器厂(282)副包组建。
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为落实毛泽东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以及军工企业“靠山分散隐蔽”的指示精神，湖南红日机械厂选址建设于湖南省新邵县寸石镇。
寸石镇北距涟源县城33公里，南离邵阳市54公里，背靠海拨八百多米的榔概山。工厂厂房主要建在建筑面积达12000平米的天然溶洞中。洞中共建四层，一层为工具、机修、冲压三个车间及中心计量室，二层为机械加工车间，三层为表面处理车间(后迁出洞外)，顶层为部件组装车间。
工厂员工主要由西安东方厂、湘潭江南机器厂、重庆嘉陵机器厂等老兵工厂调来的管理、技术及生产精英为骨干，湘潭、邵阳、娄底地区的退伍军人，衡阳、常德、长沙及邵阳本地青工及大专院校的毕业生组成。
工厂先后研制生产了601、602、604、607、709、608、606、501、801 等军品。民品先后开发了枫叶牌保险门锁、电磁门锁、柴油农用三轮车、工业平缝机、铝型材、烟花、奥拓、奥迪汽东锁芯等产品。
搬迁原因
湖南红日机械厂主要生产车间所在的山洞系喀斯特溶洞。建厂时洞顶及洞室周边的危岩作了彻底清除，安全隐患不大的石头作了钢筋水泥固定。随看岁月的流逝及机床的震动，洞顶逐渐出现渗水，多处石头出现大的裂缝，大的危岩重达数吨，摇摇欲坠，十分吓人。洞内多次发生石块坠落，所幸尚未伤及人员。数百名职工于洞内上班，终年不见阳光，患风湿骨痛者不胜枚举。年仅三四十岁的职工因少见阳光，不少人头发斑白。洞内的工作环境及职工的安危令人十分揪心。
因山洞处于山沟溪流末端，建厂时虽在山洞里开了一条泄洪沟，然一遇暴雨，仍有大量洪水涌入洞内一层，致使机器被浸泡，地面积污泥，电器遭损坏。每次洪水过后，为了清污，洞内一层车间数日不能开工。
工厂的用水是从深五六十米、名曰“漏斗”的深坑下的阴河，用深井泵三级加压抽上洞顶贮水池，再净化处理供全厂使用的。一遇暴雨，其水混浊不堪，无法饮用。每到旱季，阴河水量骤减，曾一度发生数小时无水可抽的情形。水已成为工厂生存发展的巨大隐患。
由于工厂职工与当地村民混居，村民私拉乱接工厂水电亦成常态。难忘那次半夜，山顶贮水池向下输水主管道被弄破，造成主管爆裂，全厂停水。我接到电话迅疾奔向出事地点，只见动力车间主任韩存忠、副主件孟果立带领有关同志在奋力抢修。看着同志们一身泥水地紧张工作，我深为有这么好的职工而自豪，也为这种生存环境而忧伤。工厂用电常被个别村民接出数公里之外，他们不仅用来照明、烧水、煮饭，还用来煮猪食，甚至用来抽水浇地。工厂电费高企，电力紧张之际，电力部门仅给工厂1000千瓦、甚至700千瓦的负荷，别说生产用电，就连职工基本生活用电都远远不够，工厂常因超负荷用电遭遇拉闸停电。我曾多次与机动处刘发雨副处长请空军总代表杨雅国同去娄底电力局调度室请求送电。
自1982年开始，国家加快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军队裁员，军品订货量锐减。军工厂只保留少数骨干企业干军品，大批三线军工厂转型干民品。其时我厂即为取消军品转干民品的企业之一。然而，像我们这样一个地处山沟的引信工厂，拥有的仅是干小口径引信的专用设备，何以生存，何以参与市场竞争？这是摆在我们领导班子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时值航天航空工业部的0六八、三一0、湘西仪表厂列入国家计划并着手调迁工作。有此“天时”，为企业及职工长远发展计，我萌生了异地搬迁的念头。当时还有一个让我痛下搬迁决心的事，那就是“农转非”问题。
工厂职工中有六、七百名退伍转业军人。他们中有不少参加过援越抗美战争。这些同志进厂后很快成为工厂生产经营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然而，这些同志大多在农村成家，长期过着夫妻分居的生活。为解决他们的困难，国家决定三线企业部分身居农村的转业军人家属及子女迁入企业。
1985—1987年，国家下达我厂农转非指标385户，加上后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工厂共解决410户、1400多人户口迁入问题。这么多人来到工厂后，住房、就业、子女上学、就医等问题一下子摆在工厂面前。尤其是住房，是在山沟里征地建房还是易地发展？我们必须迅速作出决策。
在军转民过程中，为更好地与市场接轨，三线军工厂纷纷在中心城市“开窗口”,我们兄弟单位343厂也在岳阳芭蕉湖购置了一大片土地。我们何不利用此“天时”解决老厂的“痼疾”？在班子决策该事情时,大家深知这次搬迁是工厂自主行为,难度极大。但考虑工厂的长远发展，考虑职工家属的长远利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决定走出一条“以开‘窗口’为契机、以发展民品为筹资手段、想法列入‘八五’搬迁计划、实现整体搬迁”的路子。
选址岳阳
搬迁的首要问题是选址。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我带领有关同志先后去邵阳、娄底、湘潭、株洲、长沙望城、岳阳县、岳阳市等多个地方进行勘察调研。各地为招商引资均热请地接待我们。经对各地提供的地段位置、地形、面积、地价、三通一平、地质条件及优惠政策的综合考量，我们最后选定了岳阳市冷水铺这块“风水宝地”。工厂随即具文请示兵总，兵总批复同意工厂在岳阳“开窗口”。
征地签约仪式是在炮台山宾馆举行的。其时市政府由常务副市长殷宗高率国土局、协作办等有关部门领导参加，工厂由我带队，双方在征地协议和标注红线的地图上签字。工厂共征地600多亩。
为庆祝签约成功，工厂在东风广场举行了焰火晚会。当日入夜，东风广场及云梦路人山人海。市政府出动公安、交警维持秩序。时任火工车间主任张天成、副主任杨吉明带领有关人员燃放了他们车间生产的礼花弹。当晚燃放非常成功，一发发礼花弹冲天而起，在夜空中次第绽放，五光十色，蔚为状观，引来广大市民阵阵喝彩。
工厂随即成立了岳阳基建指挥部，陈吉星副厂长任指挥长，姜行、吴进宣任副指挥长，带领胡盛福、姚先斌、贺瑞江、王章伟等几十人奔赴岳阳工地。这些“拓荒者”住在征购土地上的“湘北铸造厂”几间透风的办公室里，开始了艰苦的新厂建设工作。
新厂的初步设计是由部属石家庄第五设计院负责。五院设计班子由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同志汤总带队，他们调研了老厂的工房、宿舍、产品结构、加工及运输设备、动力配置、人员等情况，踏勘了新厂征地的地形、地貌，了解了工地周边的水电、交通情况，与工厂领导及有关处室交流了意见，按整体搬迁进行设计。
设计遵循以下几条原则：根据风向及交通情况，生活区建于工地北面临近马路一带，生产区建于工地南面；排洪沟建于工地西面低洼地，按五十年一遇洪水流量设计；机加集中建大工房，大六轴专建一工房，表面处理、锻铸单独建工房；厂区动力、照明、通讯线路均走地沟暗线；家属宿舍为防潮在底层建贮藏室；生产、生活区均留下一块面积，以备工厂将来发展。家属宿舍主要以两室一厅(60m2)为主，超过国家规定搬迁企业普通职工(45m2）的标准。盖部分三室一厅(80m2)，少量一室一厅（40m2）。所有建筑按防七级强度地震设计。
在初步设计的基础上，岳阳基建指挥部迅速开始了“三通一平”的工作。
工厂所征土地地势东高西低，东部由一个个小山包组成,山上生长着杉树、松树，间或有当地村民栽种的红薯，仅有少数几户住户。征地后工厂及时支付了60万征地及拆迁、青苗补偿款，市政府做好了有关工作。指挥部马上雇请工程队平整土地，并在初步平整的土地上举行了奠基仪式，同时着手排洪沟、排水管铺设，岳阳新厂建设正式拉开了序幕。
开设窗口
1985—1986年，工厂的财务状况处于历史较好水平。1985年年中，工厂与北方公司签订了军品608引信的供货合同，单价每发101元。经工厂生产定型后，1986年正式供货。当年工厂又与北方公司续签608合同10万发，单价每发77元。1987年工厂共生产608引信22.5万发，还与121厂配套606引信15万发，当年军民品产值2741万元，实现利润415万元，根据兵器部三局财务政策，上缴利润近百万元。
1987年工厂再与北方公司签订10万发608引信合同，加之民品产量的增加，盈利可观。考虑工厂搬迁自筹资金的缺口，参考1986年兄弟厂财务报表盈利数，我想将当年财务报表报保守一些。为此我于十一月的一个晚上，在厂务会议室召开了有关车间及处室会议，布置将库存材料工装及低值易耗品由车间领出，将部分成品留为在产，上报财务报表小盈利二三十万即可。
年底，我随北方公司深圳分公司组团去欧洲考察。20天后，待我返厂，得知鉴于各级下达财务大检查文件的压力，在家领导开会研究如实上报了财务报表。好在财务事先与有关部门、车间消化了一些风险(工厂多生产了2万套608零件)，仍报出401万元利润，致使工厂少留成近百万元。面对既成事实，我虽感到惋惜，但也只能如此。
1988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军品外贸大幅减少，工厂仅有供121厂配套的606引信101万发，当年亏损192万元。1989年军品任务为零，工厂虽努力发展民品，仍无法保障职工按时发放工资，更谈不上保证岳阳建设的资金，当年财务亏损461万元，工厂生产经营及新厂建设进入十分艰难的时期。
记得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在厂招待所主持召开办公会，时任岳阳指挥部副指挥长李育春率几位同志风尘仆仆从岳阳赶来会场（其时陈吉星同志已调长沙，我任岳阳指挥长)。他报告岳阳基建因拖欠工程款，基建队准备撤退，请求工厂拿出办法。看到这些连家都没回的同志，我先请他们回家休息，会议议题随即转入岳阳搬迁怎么办。会议争论得十分激烈。有几位领导主张搬迁不要搞了，先解决生存再说；有的主张搬迁是必要,但面对工厂经济困难也无计可施。当时我感到担子十分沉重，但想到老厂的经营环境，想到广大职工的殷切企盼，我们的岳阳建设坚决不能撤！随后，我提出了“守住滩头，徐图进取”的八字方针，要求岳阳的同志给施工队讲清楚，工厂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此时能体谅工厂困难的，今后的工程优先“老客户”；接着，我号召全厂职工增收节支，以求得工厂的生存与发展；然后，我提议紧紧抓住汽车锁芯这个技改项目，以支持岳阳建设，同时积极争取钻进“八五”整体搬迁的“笼子”。
其时兵总已并入了国家机械委，邹家华主任组织布局兵总发展奥拓汽车，定点重庆456、西安843、湖南282、东北524四家厂开发汽车。我厂拟作为汽车锁芯配套厂。我们必须抓紧汽车锁芯这个技改项目获批，以保证岳阳建设的顺利实施。
在领导班子形成共识后，我向岳阳回厂的同志谈了工厂的意见，并想方设法拨付了少量资金给岳阳分厂。同时迅速将工厂的意见在中干会上传达，全厂随即开展了为保岳阳搬迁而采取的系列行动。
要实现整体搬迁，抓住汽车锁芯是关键。为此，葛敏军副厂长、周炳生总工程师牵头组织技术、生产系统绘制奥拓锁芯图纸，设计工装进行产品试制，并迅速拿出样品送总装厂试用。工厂派孙国方先期去一汽联系，我随后也赶去一汽，大约2个月后将工厂试制的奥迪车锁样品送去一汽试用。一汽外协配套部门出具文件,同意我厂为其锁芯配套厂。
在产品试制送样的同时，康日祥副厂长、朱文贵副总牵头组织财务、计生、机动、质管等部门编制汽车锁技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并邀清岳阳市工商行、省工商行的专家来厂考察评估。
通过工厂努力，1991年，以在岳阳新厂上汽车锁芯为依托、以脱险搬迁为目的的第一期可行性报告得到部里批准,总投资7700万元。报告批复后，岳阳建设又恢复了正常运转。
根据部里的这个批复，占工厂半壁河山的三轮车无法搬迁。为此工厂认真接待国务院三线办及兵总领导来厂视察，以求得工厂整体搬迁。我们先后接待了国务院三线办主任鲁大东、副主任向加贵，兵器总公司总经理来金烈、副总经理王德臣，工厂的险情受到了上级领导的关注。
我忘不了向加贵副主任来厂视察的情景。那是1990年3月，当时我与党委书记蔡培康、工会主席李富庭在长沙书院路工办招待所参加省军工工作会议。我堂弟匆匆赶來告知我母亲病危。我随即向工办主任王宜捷请假看望重病卧床的母亲。到家不久，厂里就来车接我回厂，告知我向主任要来厂视察险情。我含泪拜辞了重病的母亲，火速赶回工厂。次日，我与有关同志陪向副主任到洞内、水源等地视察,向主任看到洞顶开裂的巨石，嘱咐我一定要密切观察，确保职工生命安全。我深感工厂险情在向主任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向主任离厂后的次日上班，我接到家中打来的电话,母亲辞世了。当我赶回家中见到静卧棺木中的母亲的遗容时，我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还有一次，王德臣副总经理在省科工办领导陪同下来厂视察，我分析这是部领导为“八五”搬迁计划作准备。当时我正腰疼，医院领导杨中钦、周洁民叫护士长王桂香给我注射了两支封闭药，以保证我能全程陪王总爬洞顶、下漏斗视察工厂。这次视察给王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总指示要密切观察洞内险情，确保职工安全。
为便于观察洞顶危岩险情的变化，技安处张鹏、关俊才两位处长及伍秋祥同志在洞顶装上照明灯，裂缝处贴上百分表，定期观察并记录裂缝宽度的变化，对掌握险情起了重要作用。
工厂纳入国家整体搬迁计划是我朝思暮想的事情。一天,机要室送来一份文件，该文件是部质量安全局向国务委员邹家华、兵工总监来金烈汇报两位领导从欧洲带回来的垂直插入式门锁的产销情况。该锁由544厂试制、生产并获得国家银质奖,出口和内销两旺。邹、来两位领导在文件上作了批示，表彰我厂并要求继续抓好民品开发与生产。
我迅速组织厂领导学习了领导的批示，随即布置厂办拟定“认真贯彻邹家华国务委员、来金烈兵工总监批示”的文件向上级汇报我厂贯彻批示的作法。文件既汇报了抓好保险门锁又积圾开发汽车锁芯的情况，同时重点反映工厂险情及请求纳入国家“八五”整体搬迁岳阳的请求。国务委员邹家华批示请来总监酌处，来总监批示拟与八五搬迁一并考虑。
经过工厂的不懈努力，在上级关怀下，1991年我厂被纳入国务院三线办的调迁项目；1992年国家计委批复我厂脱险搬迁可行性报告；1993年兵器总公司批复我厂脱险搬迁初步设计；1995年国家计委批复我厂调整投资概算报告。至此，我厂整体搬迁列入国家计划，1995年调整概算为11127万元。
砥砺搬迁
新厂建设经历了不少波折。记得1991年一个星期六的中午，我接到岳阳分厂副总指挥肖鼎的电话，说在新厂负责工农关系的谢国治向他报告，新厂所在地花果畈等几个村的市人大代表联名搞了个提案，要求收回工厂征收的土地。该提案已呈省人大并获受理。如人大作出决案收回，后果不堪设想。
接此电话,我随即约请林伯乔同志带上有关工厂搬迁的上级批文急赶长沙，去找省人大、省政府领导汇报反映情况。路上，我与林伯乔同志反复商量，决定先找省人大常务副主任谢新颖。谢老是原省军工五局领导，对军工企业充满感情。
傍晚，我们来到谢老家,他热情接待了我们。当我们说明来意并呈示上级的有关批文后，谢老证实确有岳阳代表关于我厂征地提案一事，表示尽力协调做好有关工作，并告知我们具体处理此事是政府部门。
告辞谢副主任，我们火速赶往省政府大院卢秘书长家。轻轻叩开门，我们跨进了秘书长宽敞的客厅。客厅里有两位同志，其中一位未等我们开口便说:“秘书长现在有事要研究”。看来这位要辞客。想到搬迁事关重大，岂能就此罢休？此时见到一位从内室步入客厅的人，我与林伯乔同志交换了一下眼神，推测这位应是卢秘书长。我马上迎上去说:“我是544厂的厂长,我厂在岳阳征购了土地搞搬迁，得知岳阳市人大代表有提案……”我话还未说完，秘书长马上接口“岳阳市国土局只有四十亩土地的审批权，你们买了几百亩地，未经省国士局批准，是非法的，要没收！”
听到“没收”两字，我心头的火腾地上来了。想到工厂地处山沟的险情及经营的艰辛，想到岳阳征地手续齐全，工厂何错之有？至于土地审批权限，那是市省两级国土部门的事，为什么错在工厂？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省里并未找工厂了解情况，为什么动不动就要“没收”？
我耐住性子说:“秘书长，我们今天从几百里外赶到省领导家里来，是代表上万职工家属向领导反映汇报情况的。来到秘书长家，既不喊坐，也不泡茶，更不听我们反映情况，今天我们不走了。”说着我腾地坐到沙发上。此时林伯齐同志接口道:“没想到省领导对企业汇报反映情况的同志是这种态度，我们作为湖南省的公民感到羞愧!”见此情形，卢秘书长说:“你们简单地说说情况。”于是我们拿出了上级的有关批文及与岳阳的征地协议并简单地作了汇报，并强调如果要没收工厂征收的土地，工厂将有数百人来省政府上访，我不但不劝阻，还会一起来！
秘书长听完我们的汇报，表示情况已知晓，并要我们去省国土局汇报情况。随后，我们向省国土局汇报了情况，并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处理结果。
不久，《湖南日报》登出处理结果，将工厂所征土地面积184.4亩划走（由市政府代征，即现在的山水一城区域），并罚工厂四万元。我对此处理结果心中不服，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总算保住岳阳搬迁工作能继续进行。事后，工厂迅速在划出的土地与厂区之间砌了一道围墙。
1985年我接任厂长时，工厂职工总户数仅970多户，待到住房分配摸底时全厂总户数竟达1700多户。这主要是六、七十年代结婚职工的孩子已成家立户，加上农转非410多户及新增人员。安居才能乐业。我们决定建职工住宅1556套(其中空军代表室7套)，以两室一厅(60平方)为主，少部分三室一厅(80来平米)及少量一室一厅（40多平方)。加上职工食堂、单身楼、学校、医院、幼儿园等辅助设施，工厂共建生活及辅助设施面积达11万平米，超出了部批生活面积。尽管工厂在住房分配中集资500多万元，再加上工厂自筹1700多万元资金，仍满足不了生活设施的资金需要。迫不得已，我们挪用了部分技改资金用于职工宿舍建设。为此，工厂于1996年向部里作了书面检查。
1997年4月，国务院三线办在成都召开三线调迁工作会议。我原拟请肖鼎副厂长与会，考虑此会关系重大，他非叫我去参如。这样我与老肖及新厂计划处禹雨松三人与会。
会议第一天上午听取大会报告,下午各军工部进行分组讨论。我们兵总由部规划局薛总工程师主持。
讨论会一开始，薛总点名叫我发言，我简单地汇报了工厂新厂建设工作情况。薛总厉声批评道:“谁叫你们搞那么大摊子、盖哪么多家属宿舍？”我解释道我们有那么多职工家属，我们是压缩了户数盖的。未等我说完，薛总批评说：“你们非得都搬过去?你们挤占了技术改造资金建家属宿舍……”
咋办？我和老肖商量，决定次日清晨找国务院三线办王春才主任汇报，求得他的理解与支持。次日清晨，我与老肖早早来到王主任住房前等候。待王主任出宿舍散步，我俩赶紧迎了上去，边走边向王主任汇报了有关情况。王主任说他去过我们岳阳新厂，并说搞得可以，这让我心中有了底。
次日上午，分组讨论继续进行。王春才主任来到了我们兵总小组。考虑前天下午我发了言，并就挤占技政资金用于生活设施建设作了检查，因此我坐在圆桌后排。
小组会一开始，薛总盯着我说:“黄厂长，你怎么往后坐？怕什么？”一个怕字勾起我的火了，我往前挪了挪，站起来说：“我有什么可怕的，我一没偷，二没贪，我怕什么！叫职工一部分搬，一部分不搬，我没本事做好这个工作，谁有本事谁去做！”这时候王春才主任发话了：“544厂情况我知道，这个厂不搬不行。他们岳阳建设组织得可以，你们部里应该继续支持他们……”
承蒙王主任为工厂说了话。我在北京办事的过程中遇到不少好领导，如兵总的欧宇初局长、原中南局李局长、机械委钟开龙副司长。他们关心、体谅基层，心中装着老百姓。但总有那么一些领导，他们安逸地住在大城市，坐在办公室不了解民情，不体谅基层困难，发号施令，动辄责罚他人。
在新厂建设大量需要资金时，要继续保证老厂生产经营正常进行，就必须减少老厂不必要的开支，这是我一直遵循的原则。其时附属厂在十四车间处的精铸工房因冶炼炉气体腐蚀，房顶一根角钢梁快要锈断。经主管副厂长批示，一个在五车间锅炉旁边征地盖房的报告呈我决定。买地及建房少说也得三、四十万，远水解不了近渴。我去现场察看了钢架的锈蚀情况，决定冒险修复。我带着基建处冯德桃处长赶赴现场，冯处长与一焊工师傅手持二段角钢爬上扶梯从断处两面夹焊，我在底下观察、指挥。经两个小时修补,问题解决了。
工厂职工非常关心岳阳新厂的建设进程。不少同志见到我,第一句话总是问:“岳阳搬迁搬不搬得成？”为此工厂做了几件事，以稳定职工的情绪，坚定职工的信心。首先开通了老厂至岳阳的班车，让大家亲眼目睹岳阳工地的建设进程；其次我们于1991年在寸石派出所刘恒心所长的配合下，将职工及其家属的户口迁到岳阳市；再者我们在1993年制定新厂分房制度，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修改后付诸实施。职工按新厂平面布置图，根据工龄长短选房，全厂共筹得建房资金500多万元。
工厂非常感谢两军代表室的支持。空军总代表杨雅国及其同事会同工厂参与新航弹引信的开发、定型；协调工农矛盾,为工厂跑电作了不懈努力。在新厂建房中，杨总从上级争取十万元资金，以减轻工厂资金紧张。截至1997年8月，岳阳新厂已完成3万多平米工房，11万平米生活及辅助设施建设。工厂决定当年四季度整体搬迁。考虑到学校教学工作，工厂于暑假期间，克服当地阻挠开始了教育处、子弟学校、行政福利处的搬迁。
我任厂长期间，恰逢国家经济转型调整期，既要保职工生活，又要抓搬迁建设，身心倍感疲惫。1993年，我第二任期已满，根据部人事规定，厂长任期最多两届。我向中南兵工局及部企业干部处明确提出不干厂长了。1994年初，我参加省经济工作会议，与洪源厂贺辉荣厂长同住一室。会议中途，省工办宋国良主任来宿舍找我，叫我再干一届。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老黄，部、省工办对你工作还是肯定的，你厂岳阳建设有了一定规模，现正在节骨眼上，你不干，岳阳搬厂就像XX厂一样，会黄！看在近万职工家属的面子上，你有责伙将大家带出山沟。”
宋主任的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我想起洞里的险情，想起职工对搬迁的期望，我接受了再干一届的要求。
截止1997年8月，我任厂长共计12年零1个月，被部免职。工厂后续搬迁在继任厂长汪伯谦为首的班子的组织下,克服各种阻挠于1997年年底全部搬迁至岳阳新厂。
众志成城
工厂其所以能搬迁至岳阳，是国务院三线办、兵器总公司、省国防科工办对544厂职工安危关心的结果，也是岳阳市政府、省市两级工商银行的支持与帮助的结果。
省国防科工办非常关心我厂的搬迁。宋国良主任约请邵阳市长孔令志商谈搬迁事宜。廖代坤副主任亲自过问工厂建设情况。省国防科工办副主任丛景璞与湘南器材厂孙厂长(全国人大代表)来厂，特地找镇上领导做工作，讲明红日搬迁是国家计划的事情，要求镇领导做好当地居民工作。我不会忘记原镇党委书记李书元，她任职期间，厂镇工农关系是搬迁中最好的时期。十年搬迁的历程是工厂党、政、工共同奋斗的结果，更是全厂职工家属努力拼搏取得的。
我刚接任厂长时，党委书记是蔡培康，副书记是艾云生，纪委书记是姜行同志，工会主席是谢贤卿、副主席是李建中。第二任党委书记为艾云生、工会主常是李富庭、副主席是班柳英。党委、工会领导在搬迁过程中，支持厂行政工作，积极参与工厂经营决策，理解搬迁中的艰难，确保党代会、职代会成为组织动员职工完成工厂经营目标、实现整体搬迁强有力的保证。党委所属部门党办、宣传部、组织部、团委配合工厂中心工作，开展各项活动；工会各部门发挥其联系职工的桥梁作用，在开展劳动竞赛、搞好厂内文体宣传、解决职工困难补助、劳动休养及丧葬事项中做了大量工作。
岳阳新厂建设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三届领导班子。陈吉星、姜行、吴进煊为第一届，他们在征地、拆迁、“三通一平”中功不可没；第二届领导班子处于看守阶段，李育春与吴进煊带领工地同志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实属难为；第三届班子，肖鼎服从安排任岳阳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我兼任总指挥)，与吴进煊副总指挥团结和带领岳阳建设者，开源节流，自力更生，一步一个脚印做好岳阳新厂的建设工作，功劳卓著。自始至终负责岳阳新厂基建工作的吴进煊副厂长以其扎实的专业学识，敢抓敢管、敢于担责的品德，培养和带领土建技术员，与湖大土木建筑系毕业的杨尚勋高工一道为岳阳新厂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产品开发是工厂生存发展的基础。陈善培、袁德意、周炳生三任总工程师，与张福山、徐国其、刘绍英、徐志雄、薛林宝、朱文贵、刘季芳几位副总，带领技术系统的同志开发了一系列的产品。章其左同志精心测绘了608引信，保证外贸生产定型一次成功，为工厂创造了很好的效益；科研所马振武主持设计的611引信，获部科研成果三等奖；科研所王文俊同志设计的607引信，为工厂增加了新的军品；火工车间主任张天成、副主任杨吉明、技术处张俊义等同志试制Z-2甲火帽，满足了工厂配套急需；刘绍英副总组织技术人员开发了扣锁、工业平缝机、铝型材、农用柴油三轮车等民品，功不可没。
枫叶牌保险门锁是企业的支柱民品，销售处的同志在陈水醒、宾伟湘、郑向军、张晋湘等同志的带领下，外贸内销同时抓，从年销售几万把达到年销售一百多万把。
农用三轮车是工厂赖以生存的主要民品之一。其时省内即有湘中、红日、双峰三家逐鹿市场。为适应市场竞争需要，三轮车分厂集销售、生产于一身，在几任领导夏荣凯、易新桂、付培金等领导下，分厂产销一年一个台阶往上走,及至年轻的伍新楚接任分厂厂长，与书记韩凤恩一道，产销达4000多辆。为摸清市场需求，促进车辆销售，1989年下半年，厂办副主任丁金保和几位处室的同志会同车辆销售科的销售员奔赴农村销售车辆。
工厂对各车间实行了经营目标承包，各车间在完成工厂配套部件生产的前提下，积极增收节支。压铸车间主任刘广禄以其灵活的经营头脑以及精湛的技术带领车间技术生产人员将废旧压铸模改制承接外协加工，为工厂解困作出了贡献，被部评为劳动模范。他退休后，李金铭主任发扬车间好的传统，车间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十一车间主任刘广清发挥其六轴自动机、回轮六角车、滚丝机等设备优势，为株洲火花塞厂加工火花塞体，为深圳“海龙”公司加工管接头。
表面处理车间主任汤冬生、方怡清、书记刘再娥，去邵东承接小五金零件的表面处理以增加收入；二、三车间主任王友虎、黄克文挖掘车间潜力，生产经营搞得颇有生气。工具车间在赵德华、李宪林、聂悦林、彭放鸣带领下，为工厂生产、新产品开发，生产刃模量夹具，以保证工厂需要；机修车间主任陈田保、姚恢先、喻新连在工厂设备修理、非标制造上作出了不懈努力。
身处边远的铸锻车间，在主任罗国忠、曾炳贻组织下满足工厂对铸锻件要求，批量供应十一车间管接头毛坯。
劳动服务公司几任经理唐寿伦、李晓明、杨泽高、书记刘国璋组织公司职工满足工厂对门锁精铸件的加工。
木工车间在李炳生、伍伏春两任领导带领下，保证工厂对木制品的需求。在承担608浮动击针的加工中，在临时抽调去的技术员喻新连的配合下，合理编制工艺流程，一次加工成功，满足了产品的总装需要。
七车间承担引信总装，在历任领导丁斌蓉、韩昌华、肖碧云、张晋湘等精心管理下，在确保军品质量上做出了贡献；在门锁产能扩大的过程中，承担门锁装配也作出了努力。
十四车间在老主任周彦邦、接任主任李祖富、书记张晓兰的组织下，很好地完成了工厂的门锁装配任务。
十年搬迁中，离不开机关处室的努力。计划生产处承担生产计划的编制、生产过程中的调度、经营承包、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报告的编制、外协零部件订货，几任处长金珍生、糜瑞英、陈竹林、罗坚、朱运年带领全处做了大量工作。
机动处宁臣泉、静天峰、刘发雨处长为工厂设备、动力管理非标制造设计、动力供应作出了努力。动力车间主任韩存忠、刘长庚、孟果立、书记龙年文为保证水电、气、风供应作出了贡献。供应处王章伟、陈宝康、王君显、张海凡，运输处袁启仁、朱世勤、李连夫为保证工厂燃料、材料供应、物质管理煞费了苦心。
张海凡同志是一个一心想着工厂事情的好同志。我记得根据住房分配制度，张海凡副处长的住房拟由东梅市调往厂中心区双湾时，他说让我住在梅市吧，我可以在此了解民意，协助工厂处理一些矛盾。他还主动与岳阳供应处的同志一道在新厂搞了苗圃，为新厂绿化提供树苗。
财务是工厂的重要部门。老处长任正明、姚先斌、蒋秀章、谢冰莲继承勤俭办厂的好作风，严格财经管理，培养了大批年轻新秀，如沈放鸣、万惠琪、王斌、马翎翔等。沈放鸣同志在工厂困难之际，接手财务处工作，认真负责，为保证老厂正常生产经营及资金管理作出了巨大努力。伍新楚这位工科毕业生，在财务工作期间，为协助康日祥副厂长、陈咏波副总搞好厂内经营承包立下汗马功劳。
劳资处邓康平、杨叙元两位领导面对职工工作安排调动，工资调整，农转非资格审查及办理，职工家属户口办理等事情，工作认真负责，组织全处同志妥善办理了各项工作。
行政福利处几位领导陈贻祥、余良坚、颜俊、陈小惠为办好食堂伙食、保证职工物资供应、合理分配住房、办好幼儿园等工作费尽了心血。液化气站郭德均管理气站，从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
历任公安处领导胡盛福、陈善科、于立柱、姚家仁为维护工厂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保护工厂财产做了大量工作。洪水进洞排险有他们，去农村查水查电有其参与，工厂运输车辆在外发生交通事故前去处理更少不了他们。消防队在队长叶长海带领下曾及时扑灭了洞内的火险，在工厂停水时开着消防车去家属区送水。
组织干部处处长廖东生、副处长谢礼根、单巧玉在干部考察、配备、职称评定上做了大量工作。审计法规处黄建荣处长配合工厂参与经营活动审计，经济纠纷调处做出了努力。
检验处为工厂零部件及成品检验、外协外购件进厂验收、理化分析、计量传递及校对作出了贡献。我清楚地记得，为查找新产品607产品瞎火原因，我与张福山副总、徐文斌处长冒着危险拆卸瞎火弹及引信。质管处喻德清、刘晋初处长参与质量手册编制及质量管理工作，成绩有目共睹。
职工医院为保证职工的身体健康，在做好职工就医的同时，想方设法去附近山上挖掘中草药，熬成汤药，供职工饮用，以利职工家属防病健身。
教育系统在工厂十年搬迁期间卧薪尝胆，为工厂子弟教育开创了一段辉煌。
1985年，工厂子校高考剃了光头。教师垂头丧气，职工颇有怨言，少数家长将小孩送外面学校就读。教育不抓，工厂后继乏人，职工人心不稳。为此，我与当时主管教育的陈吉星副厂长参加了学校在寸石子校举行的会议。会上，我认真听取了教师的意见，明确提出振奋精神，三年改变剃光头的目标要求。
考虑文以益心智，工能增技艺，工厂调整了子校、技校领导班子，均配置一学文一学工的校领导。进而整顿校风，在子校1985至1986年新学年开学之初，召开师生大会，前排桌子上摆放着个别学生打架斗殴的铁棒等物，明确告知学生，凡违反校规校纪定按制度严肃处理；接着我逐个找在校表现较差的学生的中干家长谈话，要求他们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并从当地聘请了几名教师进厂任教，我去学校听了物理、化学两堂课，查看了学生作业批解，就教育教学提出了要求。经子校领导肖古少、周国强、谢开友、尹大柱及全校教职员工的努力，学生成绩直线上升。1986年录取率破零，1990年高考录取率竞达百分之四十多,子校被评为省优秀职工子校，转往外校的学生返校了，厂外不少家长纷纷想法来厂子校就读。
技校是工厂培养后继技工的场所。随着“农转非”子弟迁来工厂，技校生源骤增。校领导赵山岗、王文道严格按入学考试成绩录取。有一件事一直让我记忆犹新。一次技校招生考试,最后一名录取时竟有两个学生成绩相同。该问题交到我面前。我将这两名学生家长请到办公室，一名是十一车间唐新成，一名是三车间黄益忠。我告知根据“五三四”技校规定不能超录,你二人小孩只能录取一名。他二人表示服从厂里决定。我对黄益中同志说你本届有两名孩子参考，其中一人已录取，而老唐尚无一个小孩就读、你看是不是让老唐的小孩上学,黄益中当场表示同意，他二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抓教育的成效显而易见。看当日工厂之子弟，现为军界将军、校官、教育界名校教授、医疗系统知名大夫、工商、金融界亿万富豪者不乏其人。
新厂盖了子校校舍后，技校校舍实在无钱投入。时任技校校长王文道与其班子商量，将技校积攒下来的十万元拿了出来，经施建同志组织的工程队精打细算，将技校十来间校舍盖了起来。该工程队由职工组成，还承担了道路修建等多项工程，既加快了基建的速度，又节约了不少经费。
工厂搬迁还需要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厂领导去北京住的是木樨地地下室小旅馆，到长沙住的是工办招待所，出门在外从不用公款吃喝。坐火车大都是硬卧甚至是硬座，从不坐软座。大家深知，每一个铜板都是职工辛苦挣来的。随便一顿饭，一宿宾馆、一趟软卧的费用就是职工一家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开销！
工厂搬迁更需要一种勤奋敬业的精神。厂级领导班子为实现搬迁目标尽心尽力。主管生产的副厂长葛敏军在组织生产和新产品试制工作中认真负责；主管后勤的副厂长林伯乔认真抓好公安、医疗、行政等主管工作，积极参与协调工农关系；主管经营的副厂长康日祥在测算经营承包、扩大产品销路、编制可行性报告中功不可没; 主管人事的副厂长朱若泽接手陈吉星同志的工作，主抓教育人事、劳资等工作，成绩有目共睹；主管岳阳分厂的副厂长肖鼎、吴进煊宵衣旰食，在组织、实施岳阳新厂建设中吃了苦、尽了力。厂长助理周本立、岳阳厂办主任赵世珏，在协调对外关系、处理工农矛盾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为实现搬迁目标，退休办杨自立等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不少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及离退休的同志为此作出了贡献。吴中平同志协助我抓后勤工作时，制定了工厂医改政策，工作细致扎实；原工会副主席黄运新退休以后，多次与我同去部里就搬迁做工作；肖干湘同志退休后，积极为工厂贷款的事跑国家工商总行。
工厂全体职工为搬迁作出了巨大牺牲。截至1997年7月,工厂欠发职工工资5个月，欠发离退休职工离退休费4个月。有几次鉴于岳阳急需资金，财务部门迫不得已将筹集的工资打往岳阳。十年中，工厂解决了400多户“农转非”家属户口，在住房一时没有办法解决的情况下，除少数职工在四十六公里、马鞍山等废旧房子栖身外，多数人理解工厂的困难，仍让家人暂住老家，没找工厂吵闹。
十年艰辛搬迁历程，更是浸透了当时红日近万名职工和家属的汗水。在收入极低的情况下，全厂职工节衣缩食，自筹了1700万元投入搬迁，这些资金都是从职工的口中省出来的！全厂上下，硬是凭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迈过道道坎坷，一步一步走出了山沟！
看如今冷水铺的新厂，得九省通衢之便利，无洞内危石之忧，无洪水浸入之虞，无村民乱接水电之扰，企业可一心一意抓科研谋发展，平等参与市场竞争；职工家属住着虽不豪华的楼房，但享受着城市改革带来的红利，早晚大家可以在绿树成荫的社区马路上或王家河公园散步，闲暇可去超市菜场采购生活物资，再无动辄跑邵阳、长沙的困惑。尤其是老同志就医看病、年轻人就读创业，更是山沟里无法比拟的。
此时此刻，想起那些尚未搬来岳阳就与世长辞的同志，不禁心中暗然、哽咽落泪。看着柱着拐杖、坐着轮椅度过人生暮年的老同志，不禁唏嘘再三、感怀不已。看到昔日那些熟悉的30、40、50后的铁骨汉子、飒爽巾帼，如今已是双鬓染白,垂垂老矣。我在心底默默地念叨：可敬的老同志，新厂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点资产都记录着大家的辛劳。
祝老同志健康长寿！
愿年轻人事业有成！
愿红日和万力公司兴旺发达!
2020年6月
作者简介：黄正斌，男，1944年5月出生，湖南望城（现长沙市）人，中共党员，本科文化，正高级工程师。1967年7月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1968年8月参加工作，先后任544厂三车间技术员、技术组长、副主任、军科所副所长、厂副总工程师、副厂长、厂长。2002年5月退休。